吴玉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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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克库勒盆地火山群位于新疆于田县南部的昆仑山腹地。这是一个闻名世界地学界的火山群。也是前些年被地学界普遍认为的世界唯一的内陆现代活火山，又是青藏高原强烈隆升形成的独特构造现象。不仅如此，据说在1951年5月27日还曾经喷发过，并因此而被认为是我国最新的火山群。所以，一直受到国内外地学界的高度重视。尽管当时《人民日报》刊登过有人亲眼目睹火山喷发时的场景的新闻，并且在目前我国中学的地理教科书中，作为地理知识，该火山群也是被作为我国大陆最年轻的现代活火山介绍给广大中学生的。但是，时至今日，仍有人持怀疑态度。也曾有一些国内外地学界的专家学者，多次企图亲临考察，以求证实这一事件的可靠与否。但均因该区地处高寒，环境恶劣，更兼沿途山险水阻，交通不便，危险性大而未能成行或半途而废。所以，多少年来，只有个别探险家接近过它，以致于乌鲁克库勒盆地火山最后一次的喷发时间就成为地学界的一个疑问，它一直像谜一样困扰着我国地学界。

“地狱之火”的诱惑

莽莽昆仑山，横空出世。它西起东帕米尔高原，经由新疆、西藏、青海，一直到四川西北部，耸立于塔里木盆地和柴达木盆地的南缘，绵延2 500千米。作为自然界线，是青藏高原北部的一列最高和最大的高原、高山区。昆仑山地区有许多火山地貌和地貌群，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乌鲁克库勒盆地火山群。　 

为了彻底揭开乌鲁克库勒盆地火山群的奥秘，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结束了喜马拉雅山地区和横断山地区的综合科学考察之后，又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基金委的资助下，于1987-1991年组织了对我国境内的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地区为期5年的考察。作为植物学工作者，我有幸全程参加了这次考察。作为1988年中昆仑山地区考察的主要任务之一，乌鲁克库勒盆地火山群的考察，自始至终一直都得到全队的重视和关注。年初在合肥召开的课题年会上，有关部门的领导就曾作过动员。开始野外工作之前，队部又进行了动员和具体安排。这次临出发时，队部又召集开会，作了临行前的检查和更周密地部署。

如果说，普罗米修斯曾盗来天火，照亮了整个人类。那么，火山的奥秘就成了诱人的“地狱之火”，引得多少人都想去“盗火”，想去探索。尽管路途极其艰险，难似登天，又兼气候恶劣，常人很难适应。有人说那里是生命禁区，也有人说那里是地狱所在。但是，只因为那里有着人类的未知世界，所以，科学探险考察的足迹就应该延伸到那里。立志献身科学，勇于探索的人是无所畏惧的，也一定能够到达那里。就算这火山之“火”是地狱之火，火山之口是地狱之门，也休想挡住科学探险勇士们探索地球奥秘的脚步。大家决心深入生命禁区，踏破地狱之门，“盗取”乌鲁克库勒盆地火山群奥秘这“地狱之火”，来照亮人类未知世界之一角。

为了顺利完成乌鲁克库勒盆地火山群的探险考察，并考虑到考察区路途艰险，环境恶劣等不利条件，队部特意从各个专业组抽调人员，组成了两个精干的小分队。共计专业人员13人，民工20人，毛驴85头。前后间隔3天，分两次进入火山区。第一小分队由地质和地层古生物等专业组成。第二小分队由自然地理、植物区系、植被、土壤等专业组成。临行前，大家都信心百倍地和送行的队友告别。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阵势。《人民画报》社的摄影记者杜泽泉先生在双脚肿胀、步履艰难的情况下，依然不肯放弃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百人壮行日

次日上午，受雇的三个老驮工赶着毛驴过河来接我们。步行3个多小时后来到约有几百人的普鲁大队所在地，在大队部的院子里，我们等待着其他驮工赶着毛驴来集合。

驮工的到来，使我们的队伍一下子庞大起来。尽管我们把装备精减到最低限度，但是，加上驮工的行李及毛驴的草料等仍需近30头毛驴。待到出发时，几乎全村的人都来送行。在大队部的院子里，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人。有帮我们搬东西的，有帮驮工绑行李的，也有千叮咛万嘱咐的，更有互相施礼吻别的。好像我们并不是去考察本县境内的火山区，倒像是将去考察月球一样。在嘈杂的喧闹声中，人们脸上严肃认真、恋恋不舍的表情所烘托出的气氛，多少给我们此行增添了些许悲壮的色彩。

也难怪当地老乡如此看重此行，据说早在1951年，为解放西藏，就有一支解放军部队，曾打算从这里修路进藏。当时虽也曾历尽艰辛，但是后来，终因部队官兵伤、病、冻、累及高山反应等原因，而留下了许多悲壮的故事。多少年来，当地人一直把火山区看作是“死亡之地”，把踏上那片高原所必经之硫磺达板认为是“鬼门关”。而能闯过此关的人必定会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想着当年开山修路的解放军官兵，再看看眼前的此情此景，我似乎又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感。一位拉着父亲的衣服不放手的小姑娘的哭声更进一步地渲染了这种气氛。我拉着毛驴走在队伍中，似乎觉得自己也突然“英雄”起来了。

初踏艰险路

起程后，我始终是一驴当先。

起初，在平缓的山坡谷地，还依稀可见当年解放军所修的“公路”的痕迹，待到后来，连路的影子也找不到了。

这里的山谷很窄，但却切割很深。河水虽不算很多，但落差很大，水流湍急，响声震撼山谷。特别是当下午洪水下来，水量剧增时，峡谷中的河水更如万马奔腾，势不可挡。我们就在陡峭的山坡上沿着当地牧人踩出来的小道小心翼翼地行进。这种山间小道又斜又滑，向上约60多米高，是陡峭的山体。向下20多米深，是滚滚的急流，紧张得我们谁也不敢继续骑在驴背上。有一段行程甚至连小道也没有了，人勉强尚可跳下的几处险坡沟坎，对毛驴来说可真是太难了，只得由人硬拉着，赶着，才一个个地跳下来。大多数的驮子都翻了，有的毛驴也滑倒在地，待卸下东西才能爬起。

离离拉拉的驴队，摇摇欲坠的驮驴，翻了又绑、绑了又翻的行李物品，使我们和驮工不得不手忙脚乱而又提心吊胆地一直走到了傍晚。结束了据说是最轻松的一天的行程，我们当晚扎营于一个海拔3 030米的山谷台地上。

艰难的历程

6月24日，上午10时许出发。山里特有的凉风使我们大家都不得不在毛衣外面又套上了鸭绒背心。脚下的路确实比昨天要难走得多了。大部分的“路”都是在半山腰上由人、畜或野生动物踩出来的一条并不明显的小道。往上看，陡坡高不可攀；往下看，河沟深不可测。其中许多地段的所谓路也只是尺把宽的一条颜色较异于山体，而又斜面的行走痕迹，还有些地方仅有20厘米宽。毛驴驮着东西，摇摇晃晃，悬而又悬，叫人看了真是心惊胆战，幸好并没有毛驴滚下去。

在这样的路上，小分队中包括当地的驮工在内，无论如何也没有一个敢骑毛驴的人。我们都是一直拉着毛驴行走，而且要把缰绳放得长长的，免得毛驴在下太陡的坡时，收不住蹄而冲到人身上，或甚至将人挤下陡坡。各人之间也都拉开一定的距离，走路时则更是如履薄冰。这些做法都是付出相应的代价后才获得的经验。

 在越过一处沟坎时，因路太陡，驴背上绑行李的绳子被摇松，一头毛驴将我的行李和两半袋大米的驮子摇翻了下去。大米就地落下，而我的行李却一直滚到了沟底，幸好被一块大石挡住才未落到河中被水冲走。而行李朝下滚时我们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法去追。大米虽在原地，却因路太窄而又无法绕道去人重新绑在驴背上，只好待后面的两个民工走到那里时各背半袋，走到一个较宽处才又驮在驴背上。倒是那翻了驮子的毛驴拣了便宜，未驮任何东西而走了一里多路。但是，倘若那驮子捆得再稍紧一点，不至于散开而只是歪向一边的话，那匹毛驴恐怕就会因无法控制重心而滚下山去，直至河中。

大家都停下来检查并紧一紧被摇松了的驮子。一个民工花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才绕道下山背回了我的行李并重新绑好。

利用这段时间，我赶紧在周围采了些植物标本。要知道，对这一带进行植物考察，在我国还是破天荒的头一次。可见，在这里采到的每一份植物标本，都会是非常珍贵的。由于在整个行程中的各个营地及沿途，均没有安排专门的时间采集标本，所以，我不得不随时下驴采集标本。碰见刚才那样的路，虽无标本可采，但也不能骑驴，因此，一路上我几乎都是拉着驴走。累苦了自己的双腿，而毛驴却轻松多了。

不光如此，我们每天傍晚都要安营扎寨，然后轮流做饭，饭后再压标本，写考察笔记，第二天早起又是做饭，拔营起寨，打行李，绑驴驮，中午就着河水啃些方便面之类的所谓午饭。营养自不必说了，经常就连一顿按时的饭菜也吃不上。

频繁地过河而致许多行李泡湿了。北京地理所的李栓科和张百平，都已两次从驴背上掉到水中，下半身全泡了水。河里全是有如装满东西的麻袋一样大小的石头，极少有平坦处，因而毛驴大都无法站直走正，而只能是东倒西歪地摸索着落步，绕着石头行走。人稍一放松，就有可能被急转绕行的毛驴扔进水里。虽说大多数过河处的水深最多也只到毛驴肚子下面，但加上水的冲力和毛驴的阻力，河水常常可以漫上驴身。

我骑在驴背上，双腿向后蜷起才免了弄湿鞋裤。但这头驴走到河心就停了下来，任我怎么打，它也不敢再向前走了一步了。水流依旧，不一会儿，我就感到晕眩了，只觉得不是水在往下流，而是两岸的山在向上飘，我已有摇摇欲坠之感，随时都可能掉落水中，多亏李勃生蹚水过来拉着毛驴过去。

到营地后先打开行李晾晒，而后才开始搭帐篷，做饭，否则，大多数人晚上就得睡在湿被窝里了。

路在何方

6月25日。今天的“路”恐怕是最难走的了。一整天都是在深山狭谷中逆流而上，根本没有什么路，只是在河滩乱石中行走。虽说路是人走出来的，可要在这样的高山、高原地带“走”出一条路来，谈何容易。我们不时地要涉水过河，其间陡坡、绝壁、险滩、乱石堆更是一个连一个。

大家今天过河可比昨天“潇洒”得多了。由于所有人的下半身全都湿了，所以，骑在驴背上也不用蜷腿，有时干脆就拉着毛驴蹚过齐腰深的急流。再往后过河就更无所谓了，因为几乎所有的行李、背包、大米等全都泡湿了。南京地理所的顾国安老先生由于动作稍慢了一点，竟被毛驴摔得一屁股坐在河中，全身都湿透了；杜泽泉先生深怕自己落水而将其装有备用相机和胶卷的皮箱一直托我背着。几天的行程中，最多的一天我们来回过河竟达64次。

向导给我们领路，而他记忆中的“路”已不知是哪年的老皇历了，几次曾把整个队伍带上绝路而又不得不退回后另选一条“路”。有几次都是，我们已经上到半山腰，往上看去，山坡已被洪水冲塌，现出一条深谷，只好又原路下山，过河，转向去爬对面的另一座大山，体力的耗费极大。

这是一面陡峭的流石坡，根本没有什么路，就连前几天地质组走过后留下的“痕迹”也已被不断下滑的流石所“淹”没。我们只能靠前面的两个向导，用脚“踩”的方法“修”出一条似有似无的“山道”来。在这十几个“之”字形的“路”上，驴队艰难地爬行着。我们都下了驴，不但不能骑，反而在大多数时间里需要费劲地把驴往山上拉。一些驮行李的毛驴经常是前有人拉，后有人推才能上去。在这种时候，毛驴非但不能节省我们的体力，反而倒成了耗费我们体力的累赘。

给我们当翻译的小伙子曾几次抱怨说：天下咋有这么难走的路？你们这帮人怎么想到这样的地方来？他做梦也想不到这辈子会走几天这样的路，并后悔此行是上了我们的当。我也认为，即使当年唐玄奘去西天取经恐怕也没走过如此艰难的路吧。杜泽泉也说，这次的路比去年上乔戈里峰的路要险多了，去乔峰的险路只是一两段，而这次几天的路全都是如此地艰险难行。我想，所谓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恐怕也就难到如此程度吧。

“老虎嘴”下添尸骨

6月26日，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一处被我们叫做“老虎嘴”的地方。这里的路面约有一米宽，已算得上是够宽的了，但由于上面的山崖大石向外凸出，人低着头拉着不驮东西的毛驴，在小心的情况下，过去是不成问题的。但驮东西的毛驴，由于驮子的宽度而使得靠山的一边总是擦着凸出的山石而过的。这段路虽说也不过10米左右长，但却耗费了好长时间。因为每一头驮东西的毛驴都得三四个人连拉带推，强迫它走在悬崖最边上，并要扶稳驮子，使之不致被山石挡住而将毛驴“挤”下山去。有的毛驴甚至吓得卧在地上，到最后差不多是给抬过去的。非这样而不能保证安全。因为大家早已注意到，在“老虎嘴”下约50米深的山沟里，躺着一匹灰白色的死毛驴。显然，这是几天前刚从这里掉下去摔死的，看样子是地质组的驮驴无疑了。所以，大家都非常小心，并不停地相互提醒。一个民工还趁机绕道下山拿回了那匹死驴的鞍垫。

到营地后，打开行李晾晒。背包全进了水。胶卷、闪光灯、电池及白糖、麦乳精等全都是湿淋淋的，还有归我保管的小分队的药箱等，更是灌了不少水。

民工们又来“趁水打劫”了，所有的东西都是他们伸手的对象，特别是药品。在他们看来，我们这些“亡命之徒”——这是小翻译的话——之所以敢闯“鬼门关”，去往那“死亡之地”，肯定都带了什么仙丹妙药。否则，那里对于每一个想活命的正常人来说，都应该是绝对的禁区。

“鬼门关”下

6月27日，我们终于走出了线天缝地的大峡谷。眼前呈现出的是一片开阔的河谷地带。当年部队所修的“公路”又断断续续地现出了痕迹，而且在一个叫苏巴什的地方，还出现了一排用石头垒成的残破墙垣，想必是当时修路的指挥部吧。

民工们坚持在这里扎营。理由是这里有水，再往上因为要离开这条已经来回蹚了几天的河流，一直到山口都不会有水的。吃饭都成了问题，而且住得太高时会高山反应，头痛，会睡不着觉。看来，前面的硫磺达坂，在他们的心目中真比鬼门关还可怕，每个人都唯恐早到那里一步。但是，我们却认为，这里距离第二天要翻越的山口处较远。这里海拔4 100多米，而山口处是5 114米，翻山所要爬越的垂直高度也太大。况且今天时间尚早，何妨再走一段路，以便明天上午一鼓作气，以最短的时间和充足的精力越过达坂。

双方僵持了好久。最后，民工们提出条件，要我们答应，给他们发放治头痛和消除难受感觉的药才肯上路。其中有个民工气愤不过，边赶毛驴边恶狠狠地说：“到那上面没有水，把你们一个个都渴死”。小翻译告诉我这句话时尽量压低了声音。看来，当地人对火山区的恐惧绝不亚于他们对“阴曹地府”的感觉。

为了不致于被渴死，我们就必须从这里带水去。大家先过量地喝饱了水，然后，每个人的水壶都灌得满满的，并且所有的桶和高压锅等，一切能盛水的东西也都装上水，由人抱着放在饮足了水的驴的背上，这样的准备，真好像我们要去大沙漠腹地旅行似的。

又走了两个多小时，在山腰一块较宽敞的地方，走在前面的民工们，自作主张地卸下了驴驮子，说什么也不走了。并且像商量好了似的，个个都喊头痛，还表现出极端难受的样子。我的海拔表的指针处是4 640米。

此时此刻，在这里，我听见次数最多的词，就是维吾尔语中，表示“完蛋”、“死亡”等意思的“塔西浪”了。并且对它的词意和各种用法都已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了，以致于“塔西浪”已经挂在了我的嘴边，说起来更是脱口而出，比汉语中的所有同义词和近义词都顺口。

这一带确实如民工们所说，干得要命。山坡上除了石块就是细沙，再加上强劲的上行山谷风，帐篷都很难扎住。我们从山下河中带来的水真是太宝贵了。经过路上的颠簸，水洒掉了不少，剩下的水要供这十几个人的晚饭和次日早饭的饮用，怎么也不够，更不用说洗脸漱口了。李勃生不甘心，让我随他去找水。凭着他几十年跑野外的经验，我们在附近的河谷中一处认为可能有水的大石崖下试探着挖下去，南京大学的王富葆教授也来帮忙。三个人挖了近一个小时，约莫有一米多深的时候，水，终于渗出来了。我们喜出望外，高兴得大喊起来， “有水啦！这下渴不死我们了，我们有水啦！”民工们全都跑过来看，并连声称赞：“这几个人真有本事，在这样的地方竟能找出水来。看来我们跟着他们上高山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了。”他们的兴奋，使我觉得临行前，他们和其家人及邻居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近乎生离死别的感觉，顿时消失了一大半。大家又可以尽情地用水了。

为了纪念我们的“丰功伟绩”，在我的建议下，李勃生找来粗壮的记号笔，在水坑上方的石壁上，写下了一个又粗又大的“井”字，后署“中国科学院青藏科考队，1988.6.27.pH:6”

晚上，我们按照“协约”，给民工们发放了治头痛的药品，并由分队长王富葆给他们作了简短的壮胆打气的动员报告，力图消除他们畏山如虎的恐惧心理。